民族精神是当前很多朋友们讨论的问题，尽管其中争议的问题很多，有一点是有共识的：那就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进步发展的精神的支撑力和原动力。民族精神更多的是从人的精神层面而言的，在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关系中，一方面先进的优秀文民族文化滋养培育了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民族精神激励、促就了优秀民族文化的创造、学习和传播；二者是互动的关系。结合到中国的文化发展的实际，探讨民族精神的问题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分析，毋庸置疑的结论是：世界上曾经存在过几个文明悠久的民族，只有中华民族在华夏大地上繁衍生息，历经风雨磨难而更坚强。这其中的究竟固然十分复杂，但有一点是可确证的：那就是中国的优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创造和培育的动力与源泉，在中华民族的维系、整合与进步中起着独特而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使得我们有必要也十分有意义的从民族精神层面解读中华民族生命力和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密码，以期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更好的发展与进步。

      中华文化的体系与内容庞杂，在许多方面都有熠熠生辉的成就与贡献。在整个中华文化体系中，儒家文化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而《论语》更是儒家文化的经典与源头，本文拟就把《论语》作为解读民族精神的一个范本，从《论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的角度，解析《论语》的现代意义，以及对我们民族精神家园的滋养和贡献。

      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优秀典籍，提供给人类的绝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知识或话语，不仅仅是一个带有历史痕迹的死的东西，因为具体的知识或话语受环境、时间等诸多条件的制约很大，往往会因为历史的变动而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优秀典籍更重要的价值是他所包涵体现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浇灌、滋养一个民族的精神，使社会的进步不仅有了面对困难的智慧，还有一种永不枯竭的厚重的精神的原动力与支撑力。这可谓写此文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鉴于文化的民族性，中国的文化形态与特质是同于西方的文化的，研究中国文化应该有适合自己特色方法和视角。比如：就古希腊的文化而言，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开辟了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的先河；而中国的文化一直到近代以前，还是处于多学科杂糅的状态之中。这种不同就使得我们在思考中国文化的若干问题时不好就西方一些模式和学术习惯对中国进行研究。在学术的思考与研究中，也有一个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问题，用当前时髦的术语也就是有个语境的问题。《易经·系辞上传》第十二章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方法论的角度，抛开《论语》具体的言语与复杂的内容，即抛开形而下层面的拘泥，直接抽象、概括、总结、升华出《论语》中体现的民族的精神，从形而上的角度解读体现在《论语》一书中的灵魂，并尽可能的把握这种精神对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内驱力的重大贡献。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复杂性是事物存在状态的一种事实状态。人也是一样，许多时候，都会处在不断变化与复杂交错的情况中，文中所分析的《论语》的精神，是从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进行的，分析的是《论语》中的优秀的人文精神，不是指《论语》的全部内容，此外，孔子本人也是复杂的，不是孔子的任何言行都吻合本文所提出的几种精神。这如同毛泽东在晚年的时候，毛泽东本人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现实是很复杂的，每一个人都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种精华与糟粕的交融的情况，更要求我们有一种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理性、自觉与责任。

      第一种精神，是强烈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不独在《论语》中有所体现，应该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在《易经·象辞上传》中《乾卦》第一句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非常刚建且勃发生机的民族精神的宣言。庄子有一句话：哀大莫过于心死。一个人，大至一个民族，只有在她的血脉与灵魂里有一种强烈的自强不息的发展的愿望，她才可以有百折不扰的执著与战胜任何困难的勇气。自强不息的精神之中自然含有主体强烈的责任感与自我认同，实际上，孔、孟等都一直在倡导主体在发展的责任的承担面前，是责无旁贷的。换一句话说，主体意识与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很自然统一的，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需要主体来承载和弘扬。

      在《论语》中体现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之处非常之多，本文试就几处做一例证：
      其一：“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论语·宪问》第三十五）
      其二：“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为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语·雍也》第十二)
      其三：“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第十三）
      其四：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第十九）
      其五：“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论语·述而》第二十）
      其六：“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第二十二）当然，这句话不仅体现的是孔子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还有他海纳百川的向别人学习的胸襟。 

     其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第二十一）
      其八：“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第二十九）
      其九：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第三十）
      其十：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第三十七）
      其十一：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治长》第二十八）
      其十二：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第八）
      ………………
      上面只是择《论语》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要证明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读者已不难看出一个非常有主体意识（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等），且在主体上闪现着极强的自强不息精神（如：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等）的孔子。这两种精神是和谐统一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主体自身的品格，要“不怨天，不尤人”，因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从孔子一生成长经历看，也很能说明孔子是怎样从一个“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第六）的落寞的士大夫的后裔，经过自强不息，不断学习，而成长为一个广受人尊敬的且博学的大师的。在孔子年轻的时候，季孙氏有一次宴请鲁国的士阶层，孔子当时也去参加，但被守门的阳虎拦住了，孔子问：你为什么拦我？阳虎回答：这里是飨士的，不是请你的。言外之意，孔子没有资格参加。这不仅仅是对孔子的侮辱，也从侧面证实了孔子的处境。但孔子不气馁，发奋学习。据史料记载：孔子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到东周的洛邑观光学礼，曾向神秘的老子请教有关周礼的问题。在鲁昭公十七年，郯国的国君郯子来晋见鲁昭公的时候，因为郯子对郯国的始祖少昊氏和古代的黄帝、炎帝、共工氏等部落的传说知道很多，孔子很珍惜机会，前往请教。孔子在诗、书、礼、乐、易、射、数等六艺诸多方面都孜孜不倦。当他读到《周易》时，竟然“韦编三绝”，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第十七），可见其刻苦的程度。有这样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孔子的成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孔子在晚年曾对自己的成长经历有一个总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一种极高的智慧与境界，也是孔子努力取得的结果。将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推广开来，不仅予一个人的成长，且与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人不断进步的精神原动力，无论怎么样的推崇、弘扬都不为过。历史上无数个人或民族发展的事实都告诉我们，唯有自强不息，有发展自己的强烈愿望，有百折不挠的执著与勇气，这个人或民族才有可能兴旺发达。相反不思进取，萎靡不振，糜烂成风，自甘堕落，只有是死路一条。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院讲演时，建议将《易传·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清华的校训。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中，清华学子之所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有诸多因素，但校训所体现的一种精神及这种精神对清华学子的成长所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起到了相当作用，这是一种精神的激励，是陪伴和支撑人一生的动力。

      第二种精神，是反思的精神。反思的精神是一种时时对自我的体察与觉悟的真诚，是一种时时质疑和审视自己得失的勇气。反思的精神与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有着内在逻辑关系的，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在清醒的反思、检点自己得失、优长与缺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认识不足，改正不足的基础上不断地进步，才能真正做到自强不息。这种反思精神要是自觉的内化成人的一种修养；反思要是真诚的，真正做到深入到灵魂深处；反思要是有勇气的，真正做到敢于坦诚、直面、改正任何困难与缺点。

      《论语》中体现反思精神的话语很多，现择几例：
      其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第四）
      其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第十七）
      其三：“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自诉者也。”（《论语·公治长》第二十七）
      其四：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第二）
      其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第三）
      其六：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第三十三）
      其七：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第三十四）
      其八地反省：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强调君子对自身的错误要有真诚地反省态度）（《论语·子张》第八）
      其九：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第六）

      其十：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吾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第八）
      其十一：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第二十八）
      ………………
      从上面语句，不难看出一个有着清醒自我认识的孔子，有勇气真诚进行自我反省的孔子。在这一点上，孔子还说过：“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第三十）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着理想和抱负的君子，应该具备反思的精神或品格。“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过；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第二十一）反思精神最重要的不是执政者在社会面前所起的良好的引导作用，更重要的在于，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只有具有了真诚的反思精神，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真正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断进步。考虑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中的某些缺憾和不足，这种精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正如在本文开头所说的，《论语》中不仅有清醒反思的一面，也有比较保守的一面，比如孔子对周礼的推崇等等（因为篇幅，故省去例证）。这种复杂交错的情况也反映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里。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极其复杂的内容，是各种文化品格的交织。在看到我们文化传统中有清醒反省的一面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反思精神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我们在研究传统文化时引起高度的注意，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剔其糟粕。中国的近代史，可谓是我们缺乏这种反思精神的生动例证。早在满清的统治者还沉醉在所谓的康乾盛世辉煌时代的迷梦的时候，西方国家如英美等国已经驶上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把西方社会带到了一个崭新的现代文明，相比之下，中国的统治者却说什么“天朝物丰盈，无所不有，厚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奥海关志》，卷二三，第八页）。“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该督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饬，并宣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藉此些微远物也。”（《清高宗实录》卷六九四）后来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在这样铁的事实面前，并没有真正促使中国的统治者反省，就连在当时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的人如林则徐、魏源等人，也只能肤浅的看到中外的差距在于“船坚炮利不如人”，并提出所谓的药方：师夷长技以制夷。事实上，整个近代史，乃至直到今天，我们在西方近现代文明的面前，如何真诚的反省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并有勇气正视自身的问题，坚定地推进本民族的现代化方面，都还存在很多问题。在真实的历史面前，回避问题，掩饰矛盾，而只是喜欢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这没有什么好处，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与此相反，我们的近邻日本在这方面就做的比较好。差不多与中国同时代，日本也同样面临着列强的侵略，但日本人反应相当灵敏，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推行“明治维新”的改革，对日本进行全方位改革。结果，十几年之后，日本国力大增，成为国际社会上不可忽视的强国，且在中国近代史上，相当多的耻辱是日本人加给中国人的，从情感上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爱憎，但从理性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角度，我们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要培养我们的民族之中已有的但远远不够的反思的品格。

      第三种精神：兼容兼蓄、海纳百川、和而不同的精神。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地在主客体关系的互动中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在事实上，人类作为社会的主体，由于区域、民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又带有许多个性化因素，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特色，有不同主体的优点与不足，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解决人类进步所需要的所有智慧。一个民族只有具有海纳百川、兼并兼蓄、和而不同的包容的品格与学习的精神，才能不断提升本民族进步的速度与质量。论语中就明显的体现了这种精神，且这种精神与上面所论述的两种精神，也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主体进步的原动力，而主体进步的真正体现，恰恰是在清醒地认识自我——反思精神的基础上，不断地学习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包容中实现的。这三种精神可谓是逻辑的统一在一起，在相互作用中实现主体的进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侧重体现的是向学习别人的精神，和而不同则体现的是在不背离基本的原则的前提下，对异己的尊重与理解和宽容。

      在论语中表现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精神的地方亦很多：
      其一：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楫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误孟子，君子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第三十一）

      其二：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 （《论语·墨仁》第十七）
      其三：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述而》第二十二）
      其四：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第一）
      其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论语·为政》第十四）
      其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第二十三）
      其七：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粟，曰：使民战粟。”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论语·八佾》第二十一）
      其八：子绝四：毋意，毋女，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第四）
      其九：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毋惮改。” （《论语·子罕》第二十五）
      其十：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埃？”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埃。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论语·子路》第二十八）
      其十一：子路曰：“恒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恒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功也。如其仁！如其仁！”
      （《论语·宪问》第十六）
      其十二：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论语·卫灵公》第三十六）
      其十三：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辱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第八）
      ………………
      从上面列举中我们不难得出，孔子主张对优秀的人或在不同的方面有优长的人，在态度与情感上要有尊敬，在行动上要勇于学习，这实际上体现的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精神；对志不同、道不和的人或意见，在不背离“仁”的情况下，要给与理解与宽容，这里体现的就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用今天的词就是多元包容的态度。上述精神一样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好好继承、发扬这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文化史上，既有在上述精神的浸润下的中国文化如何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发展，也有与上述精神相悖的固步自封、拘泥不化的狭隘与保守，从而十分消极影响中国文化的质量的提升与民族的进步。佛教文化中国化的历史，不仅是异质文化相融合的范例，也较好的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吸纳与包容精神，这已是得到学者的普遍认可。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佛教从公元元年左右传入中国，到唐代禅宗（有的学者认为是南宋时期）的完全中国化，实际上经历了六百多年的历史，这个过程是相当缓慢的，在这缓慢的中国化的进程中，是否有包容精神的反例呢？换一句话说，这漫长的融合的过程本身，是否就说明我们的文化在吸纳外民族文化时，就有保守性的东西作崇呢？这十分值得研究。即便是到了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我们仍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文化及心理的狭隘、保守的负面影响。直到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才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定程度上驱散了在文化及人们心理中的保守与狭隘的阴云。针对当时现状，邓小平敏锐地指出：不要抽象的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政策和措施，都要勇敢的坚持；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独有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要敢于学习借鉴人类文明史上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等等，这些声音可谓振聋发聩，不亚于沉闷空气上空的一声惊雷。在今天的现实中，我们对社会中若干的保守心态须有清醒的态度。我们的现代化，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这一方面说明文化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如何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任务，还相当的艰巨。

      第四种精神：高尚的操守精神。这种精神一方面表现为个体的，属于个人修养与品格的范畴；另一方面也是群体的，表现为民族的精神与气质。操守的精神在逻辑上应有两种含义：一是操守行为本身作为人的一种要求，必须时时遵守，她表现为一种行为，一种品格，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二是操守的内容是什么，及为什么而进行的操守；针对第二种含义，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与时代内容相契合并促进时代发展的、需要人们去坚持操守的内容存着与时俱进的问题，但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操守内容的时代性，并不影响操守品格对民族发展的积极作用。一种操守的品格、行为与敢于坚持的神圣与高尚，是不可以丢弃的。只有这样才凸现代人类的进步的程度，才体现人类的理性与文明。

      论语中的内容有很多是关于人的操守的问题。大致来说，有丰富含义的“仁”是论语指出的操守的内容，当然这个“仁”有较多的历史痕迹，在今天，当时孔子的“仁”的含义也多失去了现实的意义，我们在这里姑且不去评说。笔者要表达的是论语中体现的、在操守行为和操守行为背后所闪现的操守的品格和操守精神的论述。

      其一：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第二十二）指对诚信的操守。
      其二：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厅，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论语·八佾》第一）对周礼的操守。
      其三：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公冶长》第七）对仁的操守。
      其四：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论语·公冶长》第七）对理想的操守。
      其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与·公治长》第二十五）对做人的操守。
      其六：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第十一)
      其七：子曰：“富而不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论语·述而》第十二)
      其八：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第十六)
      其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第十九)
      其十：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第九)人的生命是很宝贵的，但孔子把对“仁”的理想的坚守看得比生命还宝贵，多么高尚且值得人敬佩啊！
      其十一：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己矣。” (《论语·子路》第二十二)
      其十二：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第十六)
      其十三：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第三十二)
      其十四：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论语·卫灵公》第二)
      其十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论语·子罕》第十八)
      其十六：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 (《论语·子罕》第二十六)
      其十七：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论语·子罕》第二十八)
      其十八：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义也。”（《论语·里仁》第九）
      ………………
      论语中讲述操守精神的话语非常之多。孔子在这一方面是率先垂范，做到了言行一致，以至他在某些时候对操守的坚持近乎迂腐。鲁定公八年，（公元前５０２年），季氏的家臣阳虎和公山不狃互相勾结，拘禁了在鲁国实际执政的季恒子。在此之前，阳虎曾出面拉拢孔子，劝他做官，并送蒸熟的小猪与孔子作为礼物。在他们发动叛变时，公山不狃又派人来请孔子参加，孔子一直采取回避和拒绝的态度，因为在孔子看来，他们这种行为，严重背离了孔子所认同的周王朝的礼制的要求，是孔子所不赞成的，这是孔子对自己政治理想的坚守。孔子一生中,曾经有一段为官的经历。在他五十一岁的时候(公元前501年),被任命为中都宰，一年后升“司空”再升“司寇”。外交上，孔子成功的处理了齐鲁的“夹谷”之会，内政上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史记》上有记载：孔子“与闻国政三月”，平定了市场价格，在市民中推行礼治，社会秩序得到改善。《韩非子》中也说：“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的记载。面对鲁国的强大，齐景公是不愿见到的，于是用“色”引诱鲁定公，鲁定公及当时执政的季恒子果然中计，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孔子一贯主张乱邦不入，危邦不居，对这种背离君王之道的行为自然十分气愤，不因为个人的利益放弃理想，于是决定向鲁定公辞去职务，开始了他的周游列国的十四年。可以说，在孔子一生中，他用自己的行为实践着操守的精神，尽可能的言行一致。让我们看到了孔子的不仅是操守，还有他的执著、勇敢、高尚和可爱。以至在孔子病情严重时还发生了这件事：“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吾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论语·子罕》第十二）。多么有操守的孔子呀！即使在病情危在旦夕的时候，仍不忘对礼制的操守。

      在我们的文化史中，高尚的操守的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耀眼的亮点。从柳下惠的“坐怀不乱”到孟子的“浩然之气”，从“廉者不饮盗泉之水”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学者朱自清的“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到革命者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等等，展现的都是中华人文精神中的风骨与神气。在今天，这种精神仍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正是这种精神铸就了我们民族的雄浑大气与高贵。操守精神的世俗化则可转化为对规则、法律的遵守，而这种规则意识、法律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民族现代素养的重要标志。

      第五种精神：对社会的责任精神。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人作为主客体关系互动中的主体一方，在其存在状态中之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在某种程度上，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人的历史本身就是整个自然界历史中的一部分，人不可能脱离自然的制约，在人的属性中必然打上自然性的烙印。二是在本质属性上，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人的社会性是人之所以是人的特质，正是这个特质使人明显区别于其他生命，同样人也必然受到社会性的制约和规定。三是精神性（文化性或思想性）的存在也是人的一种独特的特性。法国的思想家帕斯卡尔在其《思想录》中这样说：人不过是一杆会思想的芦苇。就人生命脆弱而言，人和芦苇是多么相似，许多偶然的情况就可以让人失去生命。但人的高贵就在于有思想、有文化、有理性。正是人可以不断地创造出丰富灿烂的文化、思想，才赋予了人这种生命最闪亮的灵魂。从另外一个角度，人类在其生存发展的历史中，要不断的处理基于上述三种存在方式之上的四大问题：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里需要的不仅是科学知识，还要有正确的价值判断与引导。二是人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这个独特的组织形态，个体在关注自己利益的时候，不可能不受制于社会对个体的制约，不可能不顾及到社会整体利益与发展。人在依靠社会组织才可以生存的时候，也负着对社会不可回避的责任。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同样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回避不得的问题。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也明确指出：一个人的自由要以不损及其他人的自由为前提。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人在追逐自己利益时，有一个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潜规则，即：一个人越是最大的追求自己的利益，越需要满足其他人的需要，否则自己的行为得不到别人的认可，最终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好像个人和社会之间也有一个价值规律的问题，你对社会和他人创造的越多，你得到的回报就越大。总之，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永恒面对的一个问题。四是人与自身心灵的关系问题。所谓文化的创造、对宗教的信仰和敬畏等都与人自身心灵的关系有关，或者说是人在处理与自身心灵关系问题上的反映。上面的论述是为辅设一个前提，即《论语》中所体现的社会的责任精神，一方面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在文化创造中的反应（人本就有社会的属性，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是这种属性在主体意识中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为如何处理人类这一永恒的问题提供了中国式的智慧的问答。文化的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要看其在何种问题上做出了怎样的思考或回答及这种思考和回答的质量与深度。请看论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
      其一：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第七）
      其二：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哀服而至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恤。禹，吾无间然矣。” （《论语·泰伯》第二十一）
      其三：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论语·子罕》第五）
      其四：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之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论语·子罕》第十三）
      其五：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第九）
      其六：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恒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恒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其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论语·宪问》第十七）
      其七：子露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 （《论语·宪问》第三十八）
      其八：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论语·卫灵公》第二十）
      其九：仁者先发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第二十二）
      其十：子曰：“天生德于予，恒隗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第二十三）
      其十一：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月有成”（《论语·子路》第十）
      其十二：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第六）
      其十三：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何将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第七）
      ………………
      《论语》中所体现的这种对社会的责任精神，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共命运的，在为民族的生存发展方面，起到了独特作用。早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初期，就有大禹治水的传说，其中有“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中国文化的对社会责任精神的一种表现。展开中华民族的历史的画卷，“周公吐脯，天下归心”是这种精神，“舍我其谁”也是这种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这种精神，“击楫中流”也是这种精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这种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是这种精神，“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是这种精神，“天下为公”是这种精神，“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是这种精神，“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这种精神，现任总理温家宝总理在“非典”面前，挺身而出，率先士卒，体现的也是这种精神。值得提出的是，一种对社会的责任不仅是重要的，更应该成为每一个公民起码的素养，一个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没有责任的人是极其危险的，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极容易跌进无耻与罪恶的泥潭。但同时又应看到，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社会个体成员的幸福与发展，这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的价值判定，切不可以用未加论证的所谓的虚幻的共同体的利益，来成为剥夺民众利益的借口。如何在社会责任与公民的个体利益之间保持和谐统一，对于执政者而言，是一项极其重要、且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而且社会责任本身也急需理性科学的指导，避免出现“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残局。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精神不过是《论语》一书的抽象、概括、总结、升华的结果，这五种精神也不是孤立的，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可谓是民族发展的原动力，而民族发展的实现，离不开主体真诚的反思和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大气，离不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社会责任精神，而高尚的操守精神，则构成了我们民族的骨气与风格。鉴于《论语》一书的内容的丰富与复杂，一方面上述精神不能涵盖《论语》所体现精神的全部，且《论语》中也并非对上述精神做到了完全的一以贯之，这是笔者的交待。比如，我们在看到孔子在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精神时，也要看到一个喜欢明月清风，与风月共舞的孔子。在《论语·先进》第二十中记述了一个“曾点气象”的典故，很可以说明孔子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的精神不一样的另一种人生。有一天，“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说：不要因为我的年龄比你们大，就不好意思和我说真话。我问你们，你们平常抱怨没有人赏识你们，但如果有人要用你们，你们会怎么办呢？子路急于回答说：在一个千乘的大国，有内忧外患，让我去治理，只要三年，我让百姓人人有道义，个个有勇气。孔子对他笑了笑。冉有回答说：方圆不过百里的小国，我去治理，只要三年，可以做到让百姓丰衣足食。孔子又对公西华说：你会怎么样呢？公西华很谦虚，说：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很有本事了，但很愿意学习礼仪，做一个成功的司仪。到了曾晳说话了，当时他正弹着琴，这时正好琴声接近尾声，站起来说自己的理想与他们有所不同。孔子宽慰他说“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曾晳便说：我喜欢在暮春的三月，春天的衣服已经穿在身上，约上五六个成人，还有六七个小孩，可以在沂水边赏春，可以在河边的舞雩的台上吹风，然后唱者歌回来。孔子听了很感慨，很有感触地说：“吾与点也。”这里的孔子就颇有道家风气，与我们知道的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孔子是不一样的。举证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一个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这也在情理之中，本文选取的角度，不过是一种研究的视角而已。不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抛开具体的语言、结论或内容，而从精神层面去抽象把握，总结、概括、升华出有长久价值的精神内核，不失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的一种值得借鉴的做法。且这种精神是一种活的东西，在不同的时代，体现这种精神的具体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从而避免了具体时代的限制，使这种精神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使我们民族的与时俱进的理想就有了生生不息的源泉。现代的新儒家学者们，一直在思考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问题，试图找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之路。其实，历史上的哲人们，囿于特定时代的限制，不可能在具体的结论上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只要我们有了勃勃生机的民族精神，及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支撑下的大胆的改革、创造、学习，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我们在每一个时代都能做到引领风骚，傲然于世界民族之林。那种抱残守缺、因循守旧、迷障于种种狭隘之中不能自拔的做法本身，就是缺少生机的体现。

      本文的目的，不仅是在上述思路的指导下总结、概括出论语的几种精神，以期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及如何滋养我们的民族精神的重大历史课题上有所裨益。且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的课题上顺便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具体的内容上固然已有相当多的东西失去了实际的价值，但传统文化中所闪现的一种民族的精神，或许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好好的继承和发扬。一个没有精神、没有理想的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当然，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爱护的态度，并不影响我们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胸襟与大气，勇敢的借鉴、学习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作为我们文化建设的价值尺度，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实用和精神两个层面，实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目的。只要我们可以真正做到这些，中华民族的明天是可以预期的，我们对未来完全有理由充满信心！